利维坦按：
从神经心理学角度来分析，脑损伤、正中前额叶皮层损伤是导致虚谈症（错构症）的主要因素。不过，还有很多其他理论来解释这种记忆错误的发生机制与原理，比如自我认同理论、时间性理论等等。
伏尔泰说，怀疑不会让人愉快，但不疑却是荒唐的。虚谈症的本质就在于：缺乏怀疑的能力。也就是说，当事人记忆中的故事，无论多么不可思议，TA都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些记忆。
奥利弗·萨克斯的“虚谈”之所以迷人，是因为其悖反的一面：一方面出于医生职业道德来说，将自身的情感投射到患者身上无疑会扭曲叙事本身；另一方面，这对于萨卡斯本人来说似乎又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心灵治疗，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基本上是我用来排解无聊、孤独和绝望之心的手段。”
2015年，萨克斯离世前三个月，他明知自己即将离世，却不知何时，仍为《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篇令人动容的文章，文章结尾他写道：
“我无法假装自己毫无恐惧。但我最主要的感受是感恩。我爱过，也被爱过；我得到了很多，也付出了一些东西；我读书、旅行、思考、写作。我与世界有过交流，那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特有的交流。
最重要的是，我曾是这颗美丽星球上的一个有感知能力的生命，一个会思考的动物，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荣幸和冒险。”
在我爱上医学之前，我就已经爱上了文学。作为一名医学生，我常常觉得教科书索然无味：那些医学术语仿佛总是抓不住要害，无法触及那些足以重写一个人生命与身份的深刻疾病。我曾认定，自己生错了时代——我所渴求的那些故事，并不在当代教材中，而是在过时的病例报告里，在18世纪和19世纪对疾病如何塑造某个具体个体一生的描述之中。
这些报告充满了鲜活的细节：视力丧失如何影响一个人的高尔夫球技或吸烟习惯，如何改变他们的工作或爱情生活。它们全都是悲剧：每一篇都以尸检告终，病人的大脑被解剖，只为查明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从而更深入地了解灵魂的奥秘。为了撰写这些病例研究，神经学家们等待着在世病人的死亡，等待他们的大脑——这剥夺了病人对自己身体未来归属的选择权，也剥夺了他们在已经被疾病夺走自主性之后，亲自书写自己故事结局的能力。
在这些病例报告中，有一篇来自莫斯科北部一所令人望而生畏的国立医院：讲述的是一位19世纪俄罗斯记者的故事，文中只称他为“一位博学之人”。这位记者因长期饮用白兰地来克服写作瓶颈，最终患上了酒精性痴呆症，并出现严重的失忆。他记不起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在那里。他可以赢下一盘跳棋，却在棋局结束的瞬间就忘记自己曾经下过棋。为了填补这些记忆的空白，他的想象力编织出一套套错综复杂的叙事：他坚信自己已经写完了一篇文章，事实上在生病之前，他甚至还没真正开始构思；他会描述前一天去过某个遥远地方的经历，而实际上他虚弱到连床都下不了；他还坚称自己的一些财物被保存在医院保险柜里——是在一次精心策划的盗窃中被夺走的。
在我最初读到这位记者的故事之后的这些年里，我已经成为了一名神经科医生，对描述他那类症状的医学术语早已驾轻就熟：虚谈症（confabulation），即用一个听起来完全真实的故事来填补记忆中的空白。虚谈症可以是荒诞的，也可以是平凡的，既可能源自记忆，也可能来自想象，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本质特征：虚谈症者会把自己讲述的故事当作事实。虚构记忆并不是有意识的谎言，而是一种无意识的修补。
奥利弗·萨克斯于1933年出生于英国伦敦克里克伍德的正统犹太社区。他的父亲塞缪尔·萨克斯（Samuel Sacks）是一名医生，他的母亲穆里尔·埃尔西·兰道（Muriel Elsie Landau）是英国最早的女外科医生之一。© Academy of Achievement
神经学家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1933-2015）或许是记录这类症状最为多产的作者之一，他在著作中用大量篇幅详细描绘了自己病人的创伤与失明。我第一次读萨克斯，是在大学学习认知科学期间；后来，在神经科住院医师阶段、沉浸于受损大脑的奇异与惊叹之中时，我又重读了他。
在《觉醒》（Awakenings）的前言中——那本书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嗜睡性脑炎”流行后幸存下来的病人，他们仍然活着，却昏沉迟钝、永久性地无法行动——萨克斯写道，这本书之所以得以完成，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行医的那家布朗克斯医院。他称那是一家“慢性病医院，一间收容所”，病人们在那里一住就是几十年。
演员罗宾·威廉姆斯在1990年的电影《觉醒》中饰演了一个以奥利弗·萨克斯为原型的角色，罗伯特·德尼罗也出演了该片。© 豆瓣电影
奥利弗·萨克斯与演员罗宾·威廉姆斯在电影《觉醒》片场。© Oliver Sacks Foundation
萨克斯见证了“几乎不为公众所知、甚至对许多同行而言都难以想象的情境”。在我第一次读《觉醒》多年之后，我写下了自己的书《电流中的心灵》（The Mind Electric），部分灵感来自我在波士顿一家城市安全网医院行医的经历——我现在就在那儿从事神经科工作。我敬佩萨克斯，是因为他在别人未曾留意之处找到了灵感，因为他将此前被忽视的边缘故事置于中心。我也希望能做到这一点。
在萨克斯1985年的医学故事集《错把妻子当帽子的人》（The Man Who Mistook His Wife for a Hat）中，有一篇病例研究题为《身份的问题》。它讲述的是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的故事——一位长期酗酒导致痴呆的前杂货商。萨汤普森记不起自己住在医院里。当萨克斯身穿白大褂探望他时，汤普森一会儿觉得自己是熟食店的顾客，一会儿又觉得自己是犹太洁食肉铺的屠夫，一会儿又觉得自己是老赌友，一会儿又觉得自己是美孚加油站的修理工。萨克斯写道，汤普森陷入了一种“叙事狂热……他必须以一种绝望的方式去寻找意义、制造意义，不断地发明，用意义之桥跨越毫无意义的深渊——在他脚下持续张开的混沌之上。”
1961年，萨克斯和他心爱的摩托。二战轰炸英国期间，萨克斯被迫离开伦敦和温暖的家庭生活，在寄宿学校饱受欺凌。他感到“被囚禁且无力”，于是对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骑马、滑雪和骑摩托车。18岁那年，他拥有了第一辆摩托车。© The Guardian
在最近《纽约客》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记者蕾切尔·阿维夫（Rachel Aviv）剖析了萨克斯本人对意义的执着追寻。她引用的未发表日记显示，萨克斯曾虚构病人的叙事，有时还将自己的经历注入病人的故事中。在《觉醒》中，萨克斯写道，他的病人伦纳德（Leonard）把自己僵硬的身体比作里尔克诗中被囚禁的豹。但事实上，萨克斯的信件和笔记表明，认同这首诗的是萨克斯本人：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写第一本书《偏头痛》（Migraine）的经历让他感觉自己就像“里尔克诗中的那只笼中豹，麻木、濒死，被困在牢笼之中”。
在《错把妻子当帽子的人》中的一个章节，萨克斯写到一位名为丽贝卡（Rebecca）的女性，她在祖母去世后，尽管认知能力有所下降，却依然绽放光彩。在书中，萨克斯称她加入了一个戏剧团体，并从悲伤中走出来，成为了“一个完整的人”。然而，萨克斯的日记记录了他与丽贝卡的谈话，表明现实要混乱得多：丽贝卡从未加入过剧团，而是沉浸在悲痛之中，告诉萨克斯她希望自己从未出生过。
阿维夫深入调查后发现，这并非蓄意欺骗，而是虚构的吸引力，一种被误认为是真相的精心编造的故事。阿维夫引用了萨克斯写给他弟弟马库斯的一封信，信中附有一本《错把妻子当帽子的人》。在信中，萨克斯称这本书是“童话故事集”，并解释说：“这些奇特的叙事——半报道，半虚构，半科学，半寓言，却又自有其真实性——基本上是我用来排解无聊、孤独和绝望之心的手段。”事实上，萨克斯写道，马库斯很可能会称它们为“虚构的故事”。
2007年时的奥利弗·萨克斯。© Adam Scourfield/BBC/AP Photo/BBC
科学长期以来一直把像虚谈症这样的神经系统损伤当作一扇窗口——借此窥见大脑在完整状态下运作的复杂方式。我们通过研究失去语言能力的人，理解了交流的生物学基础；通过研究失明者，理解了人类知觉的根基；通过研究瘫痪患者，理解了产生运动的神经通路。即便是看似最为深奥的神经损伤，也都指向了我们大脑的某些普遍特征。
对于像汤普森以及那位患有失忆症的19世纪俄罗斯记者这样的病人而言，虚构记忆起到的是一种弥合断裂的作用：当记忆失效时，它介入其中，填补空白。而对于直到八十多岁才公开自己性取向的萨克斯（萨克斯终身未婚。2015年，萨克斯才首次公开了自己同性恋身份。编者注），阿维夫认为，虚构记忆则承担着另一种、更为令人心痛的功能：他的故事为那些被迫压抑的自我认同部分提供了一个安放之所。萨克斯在日记中写道，他在书中赋予病人们“我自己的一些能力，还有我自己的一些幻想”。他把自己的内心独白、自己的欲望、以及对自身不安全感的投射，交给了他的病人们。“我是在写出象征性的自我版本，”他写道。
我最喜欢萨克斯的文字，是他书写的并非病人的症状，而是他自己的症状。他在《幻觉》（Hallucinations）中记录了早期对精神药物的实验，在《偏头痛》中描述了他自身视觉先兆的症状，而他对自身身体的疏离感，则体现在《单腿站立》（A Leg to Stand On）中——那本书讲述了他在挪威登山时撕裂股四头肌、即便接受了肌肉修复手术，仍然无法移动那条腿的经历。萨克斯将那条腿描述为“陌生的”，一个他无法与之建立联系的身体部分。
在萨克斯去世前四年，他在《心灵之眼》（The Mind’s Eye）中书写了自己的身体，反思了他童年时期罹患、最终夺去他生命的眼部癌症，以及其他艺术家和科学家因某种根本性缺陷而丧失视觉能力的经历。在一章极为私人的章节《脸盲》（“Face-Blind”）中，萨克斯揭示了他自身的失明：面孔失认症，即无法识别哪怕是最为熟悉的面孔。萨克斯回忆道，他曾在结束一次治疗会谈五分钟后，认不出自己的治疗师；在生日派对上，他会请朋友佩戴名牌。有时，他甚至会对着镜子里的自己道歉，因为他连自己都认不出来。然而，直到晚年，他才意识到自己患有面孔失认症——那是在他数十年后首次造访澳大利亚、拜访兄长时，通过认出兄长的脸盲症状，才意识到自己的缺陷。
奥利弗·萨克斯在纽约贝斯·亚伯拉罕医院与一位病人在一起。© Lowell Handler
2001年，奥利弗·萨克斯坐在他的元素收藏品旁，墙上是元素周期表。© Jurgen Frank/Corbis Outline
尽管萨克斯对大脑如何掩藏自身创伤的机制了如指掌，他却未能意识到自己身上的伤口。
萨克斯的天才之处，在于他始终坚持将“人”置于疾病之上，将“故事”置于术语之上。他的病人并非屈服于疾病，而是设法修补他们的现实。在《错把妻子当帽子的人》一书的题辞中，萨克斯选择以寓言而非科学为重点：“对疾病的叙述，本身就带有《一千零一夜》式的迷人特质。”这句话出自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这位19世纪的内科医生，创立了那家我在一个世纪后接受培训的医院。
故事让我们活下去：“我小时候很喜欢《一千零一夜》，因为它充满奇幻色彩，”作家兼神经学家普里亚·阿南德（Pria Anand）写道。“从舍赫拉查德的故事中，我明白了故事可以让我们活下去。”© Mutualart / Wikimedia Commons
我小时候很喜欢《一千零一夜》，是因为它充满奇幻色彩。我读到哈里发与巫师，读到由火焰孕育的精灵，读到栖居着人鱼的海洋。《一千零一夜》是一部奇异而多变的文本，它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层层嵌套，故事层层展开，几个世纪以来，在各个大陆上，故事不断被增添、删减、演变。这些寓言本身，又被框定在舍赫拉查德的故事之中——她是那位残暴国王的新婚妻子，而国王每晚迎娶一位新娘，第二天黎明便将她斩首。新婚之夜，机敏聪慧的舍赫拉查德恳求国王允许她向深爱的妹妹杜妮娅札德道别，于是她开始为妹妹编织一个奇妙的睡前故事，而国王躺着倾听。黎明到来时，故事尚未讲完，急于知道结局的国王因此暂时饶她一命。接下来的一夜又一夜，舍赫拉查德织就了一张无尽的故事之网，将国王深深吸引，每次都在最关键处戛然而止，以此保全自己的性命。从舍赫拉查德那里，我明白了故事能让我们活下去。但故事也可能误导人。
当我还是医学生、阅读那些古老的病例报告时，我曾怀疑作者们是否尤其容易产生虚构记忆，因为他们总是被训练去寻找连贯的情节。自从成为医生之后，我更常怀疑：医生是否尤其容易陷入虚构记忆之中。医学生被教导去想象一种二元对立：医生与病人、科学与信仰、客观真理与主观陈述、我们与他们。每天早上的查房，是我们一次又一次讲述、重述病人故事的练习，试图用白大褂所赋予的客观性来解释他们的疾病。但这些查房中的故事，与虚谈症者的叙述一样，都容易出现虚假的真相，它们潜移默化地受到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所在的社群以及我们自身叙事的影响。例如，在查房中，一名女性的疼痛可能会被解读为焦虑；而由酗酒导致的维生素缺乏，可能会被视为一种“罪有应得”的惩罚。
作为一名医生，我也在讲述故事，渴望的是连贯性，而非医学和人体常常带来的混乱和不确定性。在医学中，我们裁定哪些故事重要、哪些无关紧要，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仿佛我们是全知的存在，而非主观的个体；仿佛我们的训练能够将人性、个人经验从实践中剥离。在我自己的写作与医疗实践中，我不断提醒自己，要始终为不确定性留出空间——为那些我不可能真正了解的他人的身体，以及他们的故事。
2015年，也就是奥利弗·萨克斯去世的那一年，他仍在公寓中写作。© Bill Hayes
我之所以喜爱萨克斯，是因为他毫不畏惧地想要见证疾病的复杂性；但读到他有时将自己的故事置于病人真实处境之中，令我感到痛心。医院既是毁灭之地，也是奇迹之所，充满心碎与惊叹，其中的叙事既迷人，又混乱。没有哪位作家比萨克斯更清楚这一点。因此，尽管他身上的脆弱显得如此深刻、如此普遍而人性化，我仍然难以理解：当未经修饰的真实本身已足够引人入胜时，他为何仍要在纸面上进行虚构。
不过，阿维夫的文章也让我获得了一种令人不安的顿悟，它超越了对萨克斯写作的反思：不仅是萨克斯在修订现实，而是我们所有人都会如此。虚构记忆之所以强大，正因为它悄然潜入意识之下，躲过了即便是最敏锐观察者的注意。身处一个混乱的世界，被各种景象、声音和感觉所淹没，我们的大脑本能地寻求叙事秩序，讲述故事来解释我们无法理解和恐惧的事物。我们每个人都在用叙事来填补空白，常常把一个完整故事带来的满足感误认为是真相。尽管萨克斯有诸多缺陷，或许是无意中，他仍然在揭示人类境况的脆弱。
文/Pria Anand
译/天妇罗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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